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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马国惠的记忆，21所最重要的人员扩充，来自1963-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到1965年他去报到时，21所已经有600多人了，21所的办公室也从西直门的一座二层小招待所搬到了通县的保安胡同一号。

  一年多的时间里，程开甲带领他的团队完成了第一次试验的各项技术准备工作。

  时任基地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的吕敏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借用了很多院、所的实验室，研制设备和测试试验方法，几乎所有的单位都给予了大力的配合。

  在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马兰基地，张蕴钰正在紧张地选定地面核试验场的爆心位置。

  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原定是进行空投试验，但是空投实验容易带来测量和瞄准上的困难。

  在一次讨论核爆炸方式时，周恩来问如果直接空爆，数据能否取得下来？程开甲提出，应该以百米高塔上爆炸的地爆方案，代替原本的空投方案。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在地面上的铁塔进行核爆炸试验。

  1963年3、4月间，张蕴钰在罗布泊进行了几次现场勘查，在原定的空爆试验中心以东地区选定了三个点，制定了三个方案，最后，第二方案被确定通过，地面核爆炸实验完成了工程定位。

  没有任何资料，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从西方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照片中寻找一些启发。“铁塔的设计是参考了法国杂志上的一张照片后，做出了自立式塔架方案。”彭继超说。

  美国第一颗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罗布泊的这座铁塔设计为102米高，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座百米以上的铁塔，最高的铁塔是建在广州90米高的对外广播发射塔。

  施工从1963年4月开始，参加施工的是工程兵124团、109团的二营和加工连、122团的两个连，总人数达到5000多人。

  一年以后，在机械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些年轻的士兵们用锹、镐等极其原始的工具，让一座百米铁塔在爆心拔地而起。

  5000多名工程兵，两年没有出过场区，但是在起爆时，他们却必须提前迁到180公里以外的驻地，连爆炸的闪光都没有看到。

  高塔落成时，包括21所的人员在内，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一齐涌向了罗布泊。

  这片神秘的荒原一时间沸腾了起来，沉寂千年的罗布泊正待迎来那个重要的时刻。

  7名战士在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半年时间走了8300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从中国东海沿岸走到了帕米尔高原。

  由于保密的要求，很久都没有人了解这一个故事真实的版本，甚至曾有人传说罗布泊荒原上出现了200人的“马匪”，直到1977年彭继超见到了巡逻队的副队长王万喜，才了解到“打猎队”当年真实的情况。

  队伍的任务有三个：一是防止敌对国空投空降搞破坏；二是查清场区外围的地形地貌；三是清出厂区范围内的流动人员。

  王万喜后来回忆说：“接到任务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激动，七个人在马兰训练了几天格斗，临走的时候还在决心书上按了血指印，大家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写了遗书。”

  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巡逻，罗布泊上空密布着紧张的空气，敌对势力对核试验基地的破坏随时有可能发生。

  1963年底，即将结束非洲之行的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个外国记者突然说，从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会议上传出一个消息，预测中国将在年内试验一个原子装置。

  周恩来的回答是：“我对此毫无所知，我劝你去问那位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消息的部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闻。”

  “当时，美国不断利用间谍卫星和高空飞机窥探中国的核武器试验情报，种种迹象说明，一些超级核大国有企图阻止中国掌握技术、破坏中国的动向。”彭继超说。

  1964年4月15日，他们从马兰基地正式出发，没有一点向导，只有和指南针。

  “打猎队”在楼兰古城巡查时，差一点全军覆没。大漠中方向不明，他们走错了返程的路，陷入一片死寂的沙海。眼看走不出去，三个党员还在沙漠里开了一个党小组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决定，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是死，身体也要倒向前方。

  张爱萍得知“打猎队”在楼兰遇险，还特意乘汽车到生活点去探望他们，并给每个战士都写了一首诗。

  “打猎队”在楼兰接受生命考验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北京，里正在为了核试验确切时间的确定灯火通明。

  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早试验，另一个方案是晚试验，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在进行了研究之后，周恩来汇总了大家的意见向汇报，觉得应早试验，在1964年国庆节以前下决心。

  在听完汇报后说了一句话：“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几天后，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开了一次极为秘密的小会，传达了他和、研究的决定：按照早试方案部署第一颗的试验。

  这个高度机密的决定，中央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根据后来的回忆，在第一颗发射前，周恩来对她也是守口如瓶。

  为了保密起见，会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机构和首长代号：核试验指挥部为20号，中央专委设在二机部的办公室为177号，是87号，周恩来是82号……

  也是在这个9月，一列安保级别空前的专列，从位于青海金银滩的生产基地221厂驶出。

  专列车厢里放置着试验所用的核弹部件，各个车厢都装有通信和空调设备，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安全，防止火花，检车使用的小铁锤都换成了黄铜锤。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被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铁路工作者。

  专列到达乌鲁木齐后，核弹部件要由汽车转运到试验场。白天运输不利于安全保密，新疆公安厅经过好几天的观察，发现在凌晨2至4点到场区的路上车辆最少，于是公安厅安排了一个小型车队，连夜将核弹部件顺利运到了试验场区。

  十月初，在距离铁塔约150米远的地下室里，专家们完成了的装配，试验进入最后的待命阶段。

  此时，经过5个多月的跋涉，“打猎队”终于完成了任务，走遍了罗布泊场区周边的每一寸土地，让他们略感“遗憾”的是，这一路并未曾发现任何特务。

  10月上旬，“打猎队”按照基地的指示，把巡逻范围逐渐缩小到距离核爆心几公里的地方。10月14日，他们来到了托举的铁塔下，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

  王万喜后来回忆说，当时虽然不清楚核试验的具体时间，但是大家都有预感，伟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小分队不知道爆炸的时间很正常，因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零时”，是在最后的时刻才确定下来的。

  “‘零时’是起爆时间代号，‘零时’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基地测定的天气情况。大气层试验对空气有污染，正常的情况下，都要确定当天天气晴朗，而且核试验烟云经过的地区未来三天无降水，才能进行核试验。”马国惠说。

  根据基地天气预报，1964年10月15、16日的气象很适合做试验，又经过几次气象分析，专家发现16日比15日天气更好。

  10月15日12点30分，周恩来批示：同意基地建议，“零时”定在16日15时。

  爆炸前的最后一晚，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是在铁塔下度过的。

  插接雷管相当危险，操作中一定要保证断电。根据当时九院的规定，插接雷管的人必须带着启爆台上的钥匙，但是基地主控站的规定是不准把钥匙拿出去，根据张蕴钰的回忆，当时，“钥匙”的问题还引发了一场小争执。

  最后，张蕴钰自己带着钥匙，随着插接雷管的六名同志，坐着吊篮上到了铁塔上的爆室。

  此时，方正合上了最后一道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全部接通了。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10点30分，梳完辫子。”“11点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老邱”是中国第一颗的代号——因为这颗长得像一个巨大的“球”。装的容器代号“梳妆台”，连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电缆线代号“辫子”。

  回到主控站后，张蕴钰郑重地把钥匙交给在主控室主持试验的张震寰，李觉则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在指挥部等候的、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

  当张蕴钰来到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的时候，离“零时”已经不到20分钟了。

  同是在白云岗，张爱萍将军始终没按照指令背对爆心卧倒，旁边的人问：“首长怎么不蹲下？”张爱萍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个老头子眼睛已经花了，伤一点也没什么。”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在罗布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韩云升时任基地气象站长，那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他也在白云岗，他后来回忆说，“零时”一过，铁塔处一个像太阳般的大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起，一会儿，一朵蘑菇状的烟云出现在场区中心。

  当时，刘西尧急着问他：“你看云顶有多高？”韩云升根据平时的经验回答：至少有7000米。他话还没说完，刘西尧就对着科学家们喊了起来：“7000米以上，7000米以上！”

  “零时”之后5分钟，核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通过电话线传到了北京，当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的时候，却异常冷静地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事实上，爆炸后十分钟，在马兰基地欢呼的人群之外，防化部队20多个年轻的侦察兵穿着防护服、携带仪器进入了核爆区，他们要在辐射沾染区进行实地侦察作业。

  “收回成果和取样队是每一次试验过后第一批进入核污染区的，我自己也进去过很多次。”马国惠说，“这种工作高度危险，要有很好的体力，还要全程穿着密封的防化服，一点都不能马虎。”

  很快，一份证明确实是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经过多方专家之手送到基地指挥部，又报到了北京。

  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恩来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提前宣布了这一喜讯。

  这次爆炸的当量到底有多大，为得到最准确的数据，在爆炸后55分钟，两架伊尔－12运输机从马兰基地旁边的机场腾空而起，飞向爆心点腾起的巨大蘑菇云。

  进行核试验最重要的测试项目之一，就是分析核装料的裂变燃耗，以此来确定引爆后是否发生核爆以及核爆的当量。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核爆之后进行飞机取样，获得少数的放射性灰尘。虽然技术人员已经对穿云取样的安全程度做过论证，但是放射性灰尘到底对飞行员有咋样的身体危害，大家还是有所疑虑。

  明知极其危险，接受飞行任务的郭洪礼机组5名飞行员义无反顾，他们先后穿云三次，收集到足够的样品后，飞机才钻出了蘑菇烟云。

  他们取到的样本被送到北京监测分析，几天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确定了我国首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

  正如核爆成功第二天周恩来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所说的：“随着我们国家第一颗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然而，对于马兰基地上的人们来说，1964年那一声东方的巨响，只是他们在罗布泊荒原奋斗历史辉煌的开端。

  1996年夏天，已经调回北京工作的彭继超带着一颗朝圣的心再次来到罗布泊，他正在等待一场特殊的试验。

  “我见到了很多参加过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的老科学家们，他们多数都已年迈，却仍然跋山涉水来到这里，为的是一份重要的纪念。”彭继超回忆说。

  中国作出这一重要决定，既是为了响应广大无核国家的要求，也还是为了推动核裁军而采取的实际行动。

  作为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总指挥、马兰基地的第八任司令员，马国惠曾被人称为“枕着氢弹睡觉的人”。在1966年的氢弹原理试验中，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技术人员，曾经在托举氢弹的百米铁塔上持续工作了20多天，每天晚上都在氢弹旁边和衣而睡。

  30多年的时间，马国惠都在罗布泊度过，他的孩子也生于此，长于此，罗布泊慢慢的变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在马兰基地，还有千千万万和马国惠一样，把一生奉献给荒漠和核工业的“马兰人”。

  从第一颗的爆炸到最后一次核试验，从地爆到空投再到转入地下，罗布泊在几十年中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

  “基地最多时达到四万人，直到最后一次试验时，马兰基地还有一万多人。”马国惠说。

  对于在基地奋斗和生活了一辈子的“马兰人”来说，最后一次核试验，犹如一场集体的告别。

  1996年7月29日，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但对于“马兰人”来说，却是记忆中最骄傲也最伤感的一天。

  在核爆后巨大的震颤中，彭继超随着回收队一起，冲进了核爆心，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和核试验“亲密接触”。

  随即，我国政府郑重地发表相关声明：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马国惠调任总装备部后勤部长，退休后长期生活在北京。彭继超在马兰基地工作近30年，终止核试验前夕，他也被调到总装备部，专心搞文学创作。

  马国惠说，有太多的人为了核试验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辈子，这些人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默默无闻做隐姓埋名人，这种奉献精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在基地，很多年轻人与恋人长时间无法见面，由于保密要求也无法通信，最终只得无奈分手。这些人中有的直到退休后才找到伴侣，有些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他说。

  还有很多基地工作人员，在“隐姓埋名”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后，又继续成为不被人知晓的人物，过着平凡的生活。

  “但是，在马兰基地的日子，仍然是很多‘马兰人’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彭继超说。

  基地生活区西门边不远处，有一座安静的陵园，陵园的入口伫立着一座由两弹之父周光亚题写的纪念碑。

  这里埋葬的是在马兰核试验基地牺牲的人。彭继超说，很多两弹元勋和历任司令的骨灰，也都留在了马兰烈士陵园里。

  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奋斗过的人们，不论今天身在何方，抑或已经离世，这片土地都不曾忘记他们的名字。

  谈到核武器，人们从来都难以带着温情。但是，罗布泊这10万多平方公里的核武器试验场存在的最大意义，却是为了打赢一场“去核化”的长期战役，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销毁而建立。

  正如第一颗爆炸后中国向国际社会发表的声明中所说：“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